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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方面军领袖陈昌浩生平事迹

发布时间:2019-12-21 18:00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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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昌浩1906年9月18日出生于武汉市汉阳县永安堡戴家庄,1926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11月回国后,加入中国。

  1934年1月增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同年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他是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党政军三驾马车之一。

  曾任红四方面军的总政委、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参加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获卫国战争奖章,1951年回国,担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等职务。

  1976年在文革被、造反派们无休止地揪斗。1967年7月30日晚,绝望之极的陈昌浩吞了大把的安眠药,离开了令他感到痛苦的世界。

  1952年,陈昌浩从苏联回国,等代表党中央到北京车站迎接。老战友、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邀请陈昌浩和曾在红四方面军工作过的老同志,在自己的寓所聚会。

  在老战友家里,陈昌浩似落魄之人,低头、弯腰向昔日的战友、部下,当时共和国的将军们、部长们一一拱手,表示歉意。

  当他和前妻、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张琴秋握手时非常愧疚,连声说:琴秋,你受苦了,我对不起你呀。后来陈昌浩任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副局长等职。

  有自知之明的陈昌浩,在许多场合都忏悔自己的罪行。1962年他回到湖北故乡,在那里见到数百名当年的红四方面军部下而今他们多成为了解放军高级将领。他眼含热泪向他们致歉,独自承担西路军失败的责任。

  展开全部陈昌浩(1906.9.18-1967.7.30),又名陈海泉,曾用名苍木。出生于武汉市汉阳县永安堡戴家庄(今武汉市蔡甸区奓山街),中国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1926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11月回国后,加入中国。1934年1月增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同年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他是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党政军“三驾马车”(张国焘、陈昌浩、)之一;曾任红四方面军的总政委、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参加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获“卫国战争奖章”;1951年回国,担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等职务;1967年含冤辞世,1980年恢复名誉

  陈昌浩,又名陈海泉,曾用名苍木,1906年8月18日,出生于武汉市汉阳县永安堡戴家庄(今武汉市蔡甸区奓山街),早年入武昌大学学习过,1926年加入中国青年团,1927年5月任共青团湖北省委宣传部干事,同年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大革命失败后,陈昌浩在武汉地区坚持过一段时间的地下斗争。1927年9月,经党组织选派,他离别已怀胎数月的妻子刘秀贞和长子陈柏生(陈祖泽)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动身前,陈昌浩为妻子腹中的孩子取名“洋生”(陈祖涛),意为“父亲留洋之际出生”。到苏联后不久,陈昌浩便成为中共预备党员,与张闻天、秦邦宪等人同为中共在苏联的“二十八宿”之一。

  1930年10月,陈昌浩回到上海,12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曾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常委、团中央委员等职。

  1932年10月,参与指挥红四方面军主力由鄂豫皖苏区向西转移。参与创建川陕苏区,同等指挥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

  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同年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1935年5月,参加长征。、朱德等率领第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的张国焘、陈昌浩会合,兼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曾获金质红星奖章。

  中央红军经过长征,仅剩下1万多人,到达陕北后仅剩下约8000人,而第四方面军尚有8万之众,且武器精良,装备整齐。当时张国焘与的分歧与斗争加剧。要求张国焘率部“北上”,而张国焘则意欲“挥师南下”。张国焘曾拍发了一份密电给陈昌浩,指示陈昌浩劝与其一并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这份电报流露出的“杀机”是显而易见的。

  当时的“左路军”参谋长,截获此“密电”后,立即连夜策马飞奔,前往驻地密报。闻讯大震,当夜即率“党中央”及部队秘密“北上”,迅速撤离“险境”,这就是党内传闻的所谓“密电事件”。曾称赞每逢大事不糊涂,指的就是这件事。与陈昌浩的嫌隙,恐怕盖出于此。为陈昌浩日后不得复出埋下伏笔。但这一事关重大的“密电”,在事件发生后竟不翼而飞,而与此案有关的当事人,亦都先后作古,使之变得疑窦丛生。陈昌浩本人生前则曾对儿子陈祖谟满含冤屈地表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份“密电”。多年来,一些当时的四方面军将士和党史研究者亦发表公开谈话和文章,断然否认“密电”的存在。

  陈昌浩之所以在“密电”一事上大喊冤屈,用他的话来说根本就不曾见过这份密电。陈昌浩曾言及自己也是的高级领导人,决不会做出自相残杀的糊涂事来。

  1936年10月1日,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经过长征,在黄河以东的甘肃会宁城下会师。第二天,中央发布《十月作战纲领》(即“宁夏战役计划”)那时的宁夏地域广阔,与外蒙古相交接。如果红军先取宁夏,后取甘西(甘肃西部),就可以从外蒙古及新疆两个方向连通苏联,获取战略物资,解决红军长久以来谋求的战略靠背问题。按照党中央的指示,陈昌浩、率领红四方面军的三十军、九军、五军以及红四方面军总部、直属部队共计21800余人西渡黄河作战。这时,河东红军主力和河西部队的联系已被快速赶来的部队切断。 1936年11月,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同年12月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1月8日,中央及军委提出放弃夺取宁夏的原计划,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中央还就此致电西路军军政委员会(陈昌浩任主席,任副主席)征询意见。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召开会议,一致决定西进,并电告中央。随后,中央电复西路军:同意西进,并说新疆接济正在准备中。就这样,西路军走上了一条坎坷路。11月11日,中央来电询问西路军是否有把握单独西进接近新疆取得接济,有意让西路军东返。11月12日,西路军领导回复“我们可以完成任务”。11月16-18日,古浪战斗失利,9军损失三分之一。11月22-12月上旬,西路军与马家军连续激战,红军兵力减至15000人。

  1937年1月上旬,西路军进至甘肃临泽,高台一带。1月12-20日,马家军猛攻高台,高台失守,5军全军覆没。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和3000余名将士牺牲。成为红军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惨败,其中4000余人经营救返回延安,陆续到达新疆的有600余人,4000多人流落民间。未渡河的四方面军近2万人以后成为新组建的由、129师骨干,而陈昌浩和均靠化装行乞才脱离危难。当时有两万红军战士埋骨高原,大批女兵被奸杀和沦为乞丐。

  在西路军全部人马已不足万人,伤病号占1/3,处境十分危急时的1937年2月13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致电中央说:“我们详细考虑及根据百余日苦战的教训,认为四军、三十一军此时不能归还建制夹击二马,则西路军无法完成西进任务。决心在甘州、抚高地区乘机击敌,俟天气稍暖即转到西宁、大通一带活动。因拼战而不能根本战胜敌人,持久消耗实为不利也。”17日中央复电陈徐,同意抚邻地区寻机破(敌)的意见,不同意西路军出青海大通,并指出:“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等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你们今后的胜利是与(对)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你们认为是否如此呢?”这个电文把当时的行动方针问题与历史上的政治路线问题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它给西路军军政委员们特别是主席陈昌浩的政治压力可想可知。21日晚,在陈昌浩顽固坚持下,已经突围的西路军重返倪家营,致使部队在马匪围攻下损失惨重。党中央及军委致电西路军,要求他们:“望全体指战员,坚持党和红军的光荣旗帜,奋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滴血,绝境中求胜利,全党和全体红军誓为你们的后盾。”24日陈昌浩、致告急电文汇报险恶的处境,在表示“战至最后一滴血”决心的同时,恳请中央抽调“八个足团,一两千骑”驰援;26日军委主席团复电要求他们“固守五十天”。可是,在弹尽粮绝,伤亡惨重及马家军赶尽杀绝的情况下,最后被迫突围。

  3月14日,西路军仅剩3000余人撤进肃南县石窝山,并在此召开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决定将剩余部队编成3个支队,分散行动。8月下旬潜回延安。西路军西渡黄河,以兵败河西走廊结束。

  1937年6月,陈昌洁辗转来到武汉。此后,陈昌浩人生的轨迹与自己的老搭档迥然相异,这恐怕是两人分手时所无法料到的。其实,就当时特定的历史情况看,即便是陈昌浩也与一起到达延安,中央也得找一个西路军兵败的替罪羊。

  陈昌浩来到武汉的第二天,就来到革命老区湖北英山县,打算在这儿重举义旗,建立一支抗日武装。但当地的反动武装非常嚣张,陈昌浩感到自己的愿望难以实现。此时的陈昌浩思念亲人的心情更加强烈,于是给他在汉阳老家的亲友写了一封信,约他们见面。在汉口,与阔别10年的老母和妻儿见过面后,陈昌浩了却了一桩心事,然后赶赴陕北。回到延安后不久,他因患有严重的胃溃疡,被批准到苏联治病。从此,开始了他长达10多年漂泊异国的生涯。

  1941年,德国突袭了苏联,陈昌浩被紧急疏散到中亚共和国一个名叫科坎加的小镇。在这时,没有人知道他曾是中国的政治局委员和红军最大的一个方面军的总政委。他的昔日战友们在国内驰骋沙场建功立业时,陈昌浩则在采石场做苦力维持生活。

  没有医生和药物,粮食紧张,陈昌浩的胃溃疡越来越严重。其间,陈昌浩曾给中共中央,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写信,要求回国参战,但都没有回音。

  1942年冬天,陈昌浩接到苏联人民外交委员会聘他为翻译的公函。他很快就奔赴斯大林格勒前线了,尽了一名战士的责任。1943年,共产国际宣告解散。经季米特洛夫提议,苏共中央把陈昌浩、李立三、冼星海等人找了回来,先后安排人们到苏联外国文学和民族文化出版局工作。陈昌浩从此开始从事翻译工作。

  抗日战争结束后,远在苏联的陈昌浩又多次给党中央写信,要求回国参加工作。不知由于什么原因,他始终没有收到回信。不久,蔡畅途经莫斯科,专门看望了陈昌浩。通过蔡畅,陈昌浩再次向中共中央和主席表达了回国服务的请求。

  经过党中央和主席的批准,1951年,离开祖国10多年之久的陈昌浩携苏联妻子格兰娜和幼子陈祖莫回到了祖国。等代表党中央,亲自来到北京西站迎接他。老战友,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邀请陈昌浩和在红四方面军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在的寓所里聚会。在昔日的老战友家里,陈昌浩像一个落魄之人,低着头,弯着腰,与他昔日之战友、部属,当时共和国的将军们、部长们一一拱手,表示歉意。当他和前妻、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张琴秋紧紧握手时,非常愧疚,连声说道:“琴秋,你受苦了!我对不起你呀!”

  1962年5月,曾经返回湖北故乡,在那里见到了数百名当年的红四方面军部下,而今皆为解放军高级将领。陈在大会上眼含热泪向他的旧部致歉,独自承担起西路军覆灭的责任。

  但即便如此,他还是无法逃脱命运的无情追击。他在“文革”被“”、“造反派”们无休止地揪斗。1967年7月30日晚,绝望之极的陈昌浩吞了大把的安眠药,离开了令他感到痛苦的世界。这年,他61岁。后来,他的尸体被秘密火化后抛弃于荒野。直到今天,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墓穴里,还只有一个空空的骨灰盒。

  1980年8月20日,党中央为陈昌浩举行追悼会。由军委副主席主持,王惠德同志致悼词,、王震、陈慕华和陈昌浩生前好友,以及群众代表500余人参加了追悼会。

  2013-07-27展开全部概述陈昌浩中国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中国工农红军时期的我军最高将帅之一。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党政军“三驾马车”(张国焘、陈昌浩、)之一;作为红四方面军的总政委、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是长征时期最大一支红军主力部队的主帅;从担任红四军政委开始,与共同征战6年,参加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获“卫国战争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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